早在2012年，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会堂就公开了一份《戴米未教授与饶宗颐教授的通信》原件的影印件，其中公开了两位学者20多年来的80封通信。这些珍贵的书信见证了中外学者在敦煌学领域的交流互鉴，也是国际敦煌学史研究的珍贵档案。然而，这部书信集出版后，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，戴米未教授书信的原文在翻译中也鲜有披露，这无疑是敦煌学的一大遗憾。今天，我们再次阅读这些历久弥新、承载着历史记忆的信件，必将有助于我们对敦煌学这一国际名校的发展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。

《书信集》的第一、二部分是《戴米未教授致饶宗颐教授的信》，写于1957年1月26日至1978年6月26日。共有45封信，原件由宗仪饶基金会保管。其中，法语字母14个，英语字母30个，法语和英语字母各1个。15份是手写本，其余是打字本。第三部分是1966年8月17日至1978年10月11日《饶宗颐教授致戴密为教授的信》。现存35封信，都是用中文手写的。最初的收藏家是戴米未的女儿。

仔细阅读这些信件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敦煌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外学者的共同参与和合作。1956年8月，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汉学会议上，我认识了戴笠。作为法国汉学和敦煌学的集大成者，戴米未十分重视宗饶的研究。在1957年1月26日戴米未与饶宗颐的第一次英文通信中，戴米未对饶宗颐的慷慨馈赠表示感谢。据笔者考证，宗祧赠的是1956年出版的《巴黎甲骨文录》。会后，戴密维邀请饶宗颐和他一起访问巴黎。在法国国家图书馆，宗一世第一次阅读敦煌音乐，为后来两人共同出版敦煌音乐奠定了基础。在1962年12月24日的一封信中，戴米未提到了敦煌曲子研究的内容，并写道:“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期待看到您关于敦煌曲子和佛教曲子的论文”。1970年10月16日，戴米未在一封法国信中表达了他对敦煌曲子出版进度的担忧:“我们的敦煌曲子还没什么进展！……敦煌画的照片很快就会发给你……当然，如果你能写自己的书法就更好了。”

仔细阅读这些信件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自1900年以来，已有6万多封敦煌遗书流失海外，给中国学者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和困难。宗祎皋在《敦煌曲序》中写道:“戴米未教授获得一部补充记录的影片，尤为难得。”这里的“胶片”指的是戴米未提供的苏联科学院收藏的敦煌曲子《环经罗》和《长安词》的稀有照片。关于这些照片，戴米维在1967年5月28日的一封法国信中说，“我终于收到了列宁格勒的缩微胶卷，刚刚用航空邮寄给你。这是俄罗斯人第一次将他们珍贵的敦煌复制品送到国外。我希望这第一步会被其他人效仿。”

众所周知，1900年6月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，大部分文献已流散到英、法、俄、日等国。然而流散文献的延迟出版不仅给中国学者带来诸多困难，也制约了国际敦煌学的步伐。

仔细阅读这些信件，不难发现中外学者对敦煌学有一种穷追不舍的治学态度。在一封日期为1968年12月26日的英文信中，戴米未提出:“今天上午，我已将《敦煌曲子》的全部材料交给法国国家科学院印刷所。”与此同时，戴米未要求宗i饶花时间回答他写在另一张纸上的问题。这封信的内容表明，宗i饶在翻译他们合写并出版的《敦煌曲》时，对戴米未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答复。遗憾的是，这本书信集没有包括戴米未列出那些难题的附件，也没有包括宗i饶的回信。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，戴米未写道:“我想这本《敦煌曲》会是一本高质量的书，也希望你不要忘记另一本关于敦煌白画的书。”同时，戴米维表达了自己的请求:“我一天天老去，希望能像第一部那样，在有生之年为它的出版做出贡献。”

关于戴米未的《敦煌白画》，1976年6月17日，宗仪饶从谈一幅画内容的鉴定开始，有两封宗仪饶致戴米未的信，信中说“白画的一些小毛病已得到纠正……”从上述信件中，可以看出中外学者治学的“探索精神”和求知态度，范金石先生称之为“宗仪饶”。

这一时期，二位先生书信往来讨论敦煌学研究时，正是mainland China研究停滞不前的阶段，而以饶宗颐先生为代表的港台学者的异军突起，使中国与英、法、俄、日等国的敦煌学交流不间断、持续不断。《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》一书指出，《敦煌曲》不仅为敦煌学研究构建了理论框架，而且对后世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，在国内外影响巨大。《敦煌白画》重点考察法国收藏的敦煌白画，进而探讨白画的起源、发展及其在绘画史上的地位。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，可以说是第一次。这本书视野开阔，思想崇高。

郑重声明：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，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，与本站立场无关。仅供读者参考，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